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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中国式理性饮酒的隐性逻辑:诗酒以观人

    发布日期:2017-11-13 09:49 阅读量:98

      中国以酒观人的传统由来已久,以诗观人的事例也同样普遍存在。群居而坐,一觞一咏,俯仰天地,畅叙幽情,真性情所致,于是乎彼此引以为知己,推心置腹,以酒见性,以诗展才,群情熙然,成就一段段流传千古的雅聚佳话,这大概是国人对于社交活动中的饮酒最为向往的境地,但它同时也是中国式理性饮酒的隐性逻辑。

      “以酒观人”最初仅是考察帝王诸侯将相士大夫德行的一面镜子,防止沉湎于酒而亡国误家,但到了诸葛亮的《将苑·知人性》中,却正式变为“醉之以酒而观其性”。《将苑》是现存的诸葛亮兵法。诸葛亮素以知人善任、用兵如神著称,《将苑》第3-11章专门论述如何考察和选拔将材,其中“知人性”排在了第一位,而“醉之以酒”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。南北朝时期,人物品评之风盛行,以酒观人的事例不在少数。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政局动荡之下,有的人滥饮无度以至于无用之极,譬如刘伶病酒;有的人饮酒辄醉,以真性情示人以磊落坦荡,如阮籍;但也有人饮酒有节,谨言慎行以自保,如山涛。山涛,字巨源,就是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重的主人公。据说山涛酒量惊人,饮酒八斗才会醉。晋武帝司马炎想试试他的酒量,就在一次宴会上为山涛准备了八斗酒,然后在喝酒的过程中再偷偷添加,但山涛喝了八斗酒之后就不再喝,任凭所有人怎么劝,就是不肯再多喝一口。“竹林七贤”当中,山涛的政治成就最高,与他超凡的自制力不无关系。诸葛亮把“醉之以酒”作为洞察人之本性的方法,因为这可以更全面而深入地了解一个人。当然,这与今天普遍存在的用闷酒来考察诚意甚或忠诚的粗暴方式,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    “以酒观人”是为了检视一个人的性情和自控能力,而“以诗观人”的作用则更加多样。中国诗歌批评史上自古主张“诗言志”,“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”,志泛指内心的一切理性、感性的活动,言则是表达方式。内心情感翻滚,灵感迸发,忍不住用语言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,如果语言不足以表达,可以唱出来,或者咏叹一声,还不足以表达,就用手舞足蹈的形体语言表达。当然,敬酒的时候,也会用“一切都在酒里”来体现满满的诚意。于是乎,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了兴、观、群、怨的作用。兴,是触景生情,以景物来比拟、兴发内心的情感;观,可以用诗歌来洞察人性、观察世事万事万物,风俗世故,兴衰成败;群,把饮酒赋诗作为社交活动,增进彼此的了解,加速群体共同爱好的形成;怨,是诗人不平则鸣,怨刺上级或者社会,然后静待他人的赏评。

      无论兴、观、群、怨,诗歌创作的过程中,酒的作用极为奇妙,而以诗酒观人的传统就这样渐渐就形成并流传下来。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案例。

      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
      汝阳三斗始朝天,道逢麹车口流涎,恨不移封向酒泉。

      左相日兴费万钱,饮如长鲸吸百川,衔杯乐圣称世贤。

      宗之潇洒美少年,举觞白眼望青天,皎如玉树临风前。

      苏晋长斋绣佛前,醉中往往爱逃禅。

      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

      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

      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谈雄辨惊四筵。

      杜甫的《饮中八仙歌》描写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八位酒仙,即贺知章、汝阳王、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,一时传为佳话,但他本人并未参与过这样的聚会,所以创作素材大抵也是听人传说后搜集整理而成。史料记载,他主要和李白相熟,一起饮酒的频次也高一些。但诗中主要以呈现盛唐长安的豪放之气为主,八位酒仙在杜甫的笔下个个栩栩如生,个性鲜明,但细究起来,笔法不无夸张渲染之处。根据笔者的经验,张旭三杯草圣传,比较真实,也符合书法创作的客观规律。焦遂在史书上鲜有记载,也没有留下名篇佳作,但根据《饮中八仙歌》的描述,饮酒五斗之后才兴奋得起来,高谈阔论、语惊四座,可能是“大脑缺酒”的那种。但最有名的那句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,显然是文学创作的夸张手法,只不过是为了表现李白才华横溢而又狂放不羁的形象而已。

      诗和酒都是中国社交活动的重要媒介,但二者相遇,有时相得益彰,有时却怪诞不经。《饮中八仙》描写的是中国文人士子放浪形骸的一面,行为艺术本身又经过诗人的渲染,它显然不符合理性饮酒的风尚,也偏离了以诗酒社交的真正意义。但后世却经常以此作为劝酒的佳句,也经常令笔者哭笑不得。

      以诗酒观人,还有另外一层意义,就是在饮酒的过程中,丰富饮酒的内容,拉长饮酒的时间,提高饮酒的气氛,叫人轻松惬意而又内心兴奋,既达到了增进了解的目的,使彼此可以看清对方真实的形象,而又降低了醉酒的风险,以及快速饮酒对身体带来的伤害。【壹酒购